范扬:我就应该是最好的画家
来源:《文化产业》2010年05期 作者:钱晓征
钱晓征(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总经理,曾任可一画廊总经理)
范 扬(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,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)
范扬:我的自信来自家族的精神传承。这个家族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养份,给了我们理想,我们对自己有要求,有文化责任感。我们把自己当做时代文化的标杆,我们走到哪一步,中国的艺术就走到哪一步。
家族的精神传承是先天营养
南通范家是文学世家,不做官,十代诗人九代穷。
物质上贫穷,精神上却清高,所以叫精神贵族。
钱晓征:您说过类似这样的话:“石涛第一,我第二。”“如果我能活到80岁,我就是齐白石。”这话极有个性,听者不忘,也特别过瘾,您的自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?
范 扬:首先,我的自信来自我的家族精神传承。
我们南通范家是诗书世家,不做官,张謇给我的家族写过一首诗,诗中说:十代诗人九代穷。物质上贫穷,精神上却清高,所以叫精神贵族。张謇给我高祖的父亲用小楷写的墓志铭,文字是桐城派名家吴汝伦所撰。墓志第一句话就说:“南通范氏,有宋文正公之后也。”就是说:我们范家是范仲淹的后代。范家祖上有一个叫范凤翼的是官员,大约是侍郎一类的干部,明末时退隐到了南通,当时南通交通很不发达,古人不愿意做官就会退隐山林,到离城市很远、交通不便的地方隐居起来,那是真正的退隐。
钱晓征:从官场退隐,把理想建筑在文学艺术上。
范 扬:是的。我的祖父的祖父,叫范当世,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诗人。他没有做官,但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。《辞海》里有一个他的条目:清代文学家范当世。我家里收藏有一封信,这封信是李鸿章写给范当世的,落款是“弟李鸿章”,两个人之间是称兄道弟的。李鸿章在信里说,请你代我写一篇文章,给你300两银子,你要回家探亲再给你500两银子以壮行色,还说我太忙,要进京洽商军机什么什么的。信里既有国家事,也有朋友事,很有意思。范当世当时是李鸿章的幕僚,南通还有一个状元叫张謇,是跟着张之洞的,他回来探亲路过金陵,张之洞就请客,接着就会传出范当世说了什么什么,马上就传遍了两江的大小官员。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,在我的祖辈那儿是实指。
钱晓征:范当世的身份就是诗人?
范 扬:他还做过两江师范的总教习。南师大历史上没有谈到这个事,我保存了我高祖母写的一封信,高祖母是安徽桐城姚家的,也是文学世家,我们称之为范姚夫人,她也有出过诗集。她在信里写到:有一天范当世从学校回来非常高兴。两江师范有两个总教习,一个是日本总教,一个就是范当世,相当于首席教授。为什么回来特别高兴呢,高祖父就说:今天日本教师气焰很嚣张,我教训了他们一顿,然后他们都挺服气的。当时是陈散原主持的两江师范,涵盖了南大、南工,地点是在南工里面。陈散原是大文豪,他的公子就是陈师曾,陈师曾提拔过齐白石,还写过中国文人画的价值那篇文章,陈师曾是我们范家的女婿,是我爷爷的姑父。另外,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,也是大有名的人物。
陈师曾在南通住了三年,后来在南通师范任教,那时南通师范厉害啊,陈师曾在上海拜在吴昌硕门下,吴昌硕非常高兴,因为他爸爸是陈散原,他爷爷是陈宝箴,湖南第一师范就是陈宝箴办的,还办报纸、办矿。毛泽东也说过,要是没有陈宝箴办这个湖南第一师范,我们都没有学上。吴昌硕很高兴,因为是贵公子在跟他学画,很有面子。当时潘天寿也跟吴昌硕学画。陈师曾和鲁迅是好朋友,在鲁迅日记里有多处写到和陈师曾的交往。齐白石临终前对子女说,我一生要感谢两个人,一个是陈师曾,一个就是感谢徐悲鸿请他做教授。当时陈师曾把齐白石的画推荐到日本,而且卖得很好,是陈师曾提携了齐白石。
我的祖母也很出色,叫缪镜心,我的祖母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教授,叫缪篆,民国时候主要是研究老子的,鲁迅的日记里也写到过缪篆,赞扬他很有骨气。我祖母生了10个孩子,5个夭折了,活下来5个孩子,我的大伯父是新四军,我爸爸排老二,范曾是老三,那时候男孩儿有排行,另外,我还有两个姑姑。
我父亲是高中读完后跟着他的银行家舅舅在香港,我生在香港,我的外公是日本留学回来的,是最早一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。回来后就在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,任银行专修科老师,并且兼南通银行的行长。当时张謇在南通办纱厂、办博物馆等等,南通被称为是“近代中国第一城”。我父亲每年都从香港回来几次看看,家里的年长佣人就说:二少爷回来了。我们都觉得别扭,因为刚刚文革过去,称呼口气我们还不适应。
钱晓征:你们这样的家世,在文革受到冲击吗?
范 扬:当然要受冲击,一开始就被改造了。房子被占去一半,曾经还被赶到其他地方住。有一度,我们家全部被改为幼儿园了。
钱晓征:父母都在香港?
范 扬:都在香港。我妈妈比较聪明漂亮的。我妈生了我和姐姐之后,再去扬州读书,读的是中文系,然后回南通第二中学任教近两年,再去香港,在香岛中学任教。后来到美国去了。我从小不在父母身边,我是外婆带大的。
钱晓征:家族精神如何体现在您的早期教育中?
范 扬:我小时候从来就是好学生。幼儿园时候我是寄宿生。有一件事,至今我都记得非常清楚,放学时一群学生涌出来,有一个小孩扔了一个瓦片正好打中我的额头,当时全都是血,我祖母用一个三轮车把我送到医院,一路上,有温和的阳光,我清晰地记着,阳光照在身上,我的眼睛感受着阳光。这些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。我一直想,等到将来老了,我的绘画到了“师我心”的阶段,我会把这个画面给画出来。
小学时候我成绩很好,一直是全校第一。1977年高考,南通中学高中我这一届只有我一个考上本科。小学的时候,我是副大队长兼组织委员。小学的语文老师叫李定,很严格,我的文字功底就是小学时候打下来的,很少写错字。小学毕业后文化大革命没有去串联,中学不开课,就玩,游泳、摔跤、打扑克,玩了三年。那时候,舅舅让我读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。
钱晓征:那时候读得懂?
范 扬: 当时自己也觉得是读不懂,硬着头皮读完。后来发现,书读完了,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框架,就像盖房子先搭好框架,这个框架的好坏,决定了房子的质量。无疑,阅读《中国通史》这类书,给我搭建了稳健的知识框架。后来我就主动跟我爷爷要书读,我爷爷也不开书单,只是告诉我说:你这边读读那边读读,今天不懂,明天就懂了。现在想,我的选择,我的泛读,都是在填充头脑中搭建好的这个知识框架。
钱晓征:您认为,您的家族留给您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?
范 扬:这个家族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养份,给了我们理想,我们对自己有要求,有文化责任感。我们会把自己当做时代文化的标杆,我们走到哪一步,中国的艺术就走到哪一步。这个东西,在别人看来是一种狂妄,在我们,则是血液里的东西,狂而不往。
那个时代选择画画最合适
范曾说: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,你就是和米开朗基罗、达芬奇有了同样的条件。
钱晓征: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的?
范 扬:真正开始画画是在文革期间。小叔叔范曾回来看到我一直在玩,就对我说:不行,范家的人不能这样。范曾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,他说:你要搞科学研究现在没有这个条件,但是你画画,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,你就是和米开朗基罗、达芬奇有了同样的条件。
钱晓征:范曾有具体教你画画么?
范 扬:我开始是先画素描。范曾给我讲了一些基本的观念,但不具体教。他用过一个精彩的比喻,来诠释他对绘画的理解,至今我还印象深刻,他说:学画要像狮子扑象一样,扑上去的时候要全身心地投入,要把骨髓里的劲都用到爪子里面去,才能抓住这个象。这个象,是形象,也是心象。范曾是一个极高明的老师,当时,如果他教我怎么勾线条、怎么打明暗,也许我两三个月就学会了,但是,学会的只是单纯的技法,没有什么意义,谁都能教。而范曾给我的,是精神上的鞭策,这是我们家族的砥砺。
钱晓征:中学时正是文革,那时候,您在做什么?
范 扬:中学的时候就画黑板报,画大批判专栏,我有个同班同学叫施布民,我们两个人的画都画得好,字也写得好,老师最喜欢我们。老师就叫我们画大批判专栏。我觉得我们是血液里融入了革命文化的元素,现在很多文革画是伪文革。你看我那时画的《望果节的游行队伍》,画的藏族人,很大的画面,我连描绘的手法都是中学画专栏的手法,也融入了中国壁画的手法,融入了中国画应物象形等方法,我是综合的运用,真正的艺术的运用,而且是真正时代的烙印,是文革画法的延续,这种延续来自血液,和某些做“政治波普”的画家不同,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伪文革,是做给外国人看的,而我的画,从内心里流出来的,是属于时代的东西。
钱晓征:最初这种文革画法是怎么来的呢?
范 扬:老师教的,所有人都是这么画的。其实是来自于套色版画,鲁迅说,版画是最适合用在革命的创作。最简单最有力度最快捷,技法上不是很讲究,很猛烈。像墨西哥的绘画在历史上很有地位的。那里的画家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,又融合了本土的元素,这些人确实画得好。画农民收割,画解放与革命。后来,初中毕业后因为我年龄小,就没有下乡,不满16周岁不用下乡。
钱晓征:您已经玩了三年了,还不到16周岁?
范 扬:是啊,我初中只上了两年。初中毕业我的同学就下乡了,我因为不到16岁,我就升了高中,高中毕业后不用下乡了,全体进厂,就把我分到一个国营玻璃厂,我不去,我说我要去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。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要做艺术家。
钱晓征: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有机会接触绘画?
范 扬:在那个时代,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就是非常好的学习绘画的地方,那几年,吴冠中、黄永玉、袁运生、袁运甫、韩美林、高冠华、范曾等等,都来给我们上课。现在看,都是一批艺术大师在给我们讲艺术啊。那时候,我的感觉是:吴冠中画的黄山一点都不好看,用油画不好画黄山;黄永玉画的拙政园手卷,哎呀,是大才气。后来还有一个祝大年,他写生一棵树,画了7个小时。我心里想,怎么那么笨呢,后来我自己写生,画过8个小时,知道了,深入一点,确实不一样。
钱晓征:这段经历对您很重要、
范 扬:非常重要。我在那几年,学习民间艺术,学习剪纸,动手画刺绣稿,临宋画,临白描,临摹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很严格,算是练了童子功。尤其是民间艺术,生机勃勃、充实爽朗、作风明快,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我的画在“气韵生动”这第一条上,是得了民间艺术的真气。
那个时候,大多数人都在画文革那些浅显的东西,而我们学习和实践的,却是民族绘画的精粹。一群大师级的老师非常愿意教,教的也认真。
钱晓征:后来您参加了高考?
范 扬: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了6年,赶上恢复高考。那时候我已经画得很好了,很自信。参加高考之前,我就说:只要南通市考取一个人,那个人一定是我,后来当然是考上了,考进了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。考试画速写的时候,旁边的考生说:“你看这个人,连光感都画出来了”。整个考场,所有人都用铅笔,只有两个人画水粉,我是其中一个,我觉得自己本事大啊,要显摆啊。一个人想引人注目,必须有真功夫,陈子昂就是这样,拿个古琴在长安街上弹,弹完后把古琴摔掉,说:“我的诗更好”。
钱晓征:在大学,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?
范 扬:我一直都很自信。大学期间,我是一个比较新派的学生,比较有自我意识,画画上有自己的想法,总会出些新意。记得有一次到如东写生,我画海边的牛车,画了五六幅,工笔,画得很好。回来后给系主任看,他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,看了我的画后他说:你画的有点灰暗,有一点苦涩,不是红光满面那种。我当时就觉得他的直觉非常好。实际上,这感觉就是我当时的心境,文革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有很深的痕迹,艺术就是表达我的情感,我的审美。
钱晓征:大学时,哪些老师对您产生深刻的影响?
范 扬: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是老中央大学的底子,老师都是正宗出身,留学欧洲、法国、日本、苏联,大师辈出,傅抱石任教23年,陈之佛任教24年,徐悲鸿任教18年,吕凤子、秦宣夫做过系主任,潘玉良、吴作人等也都曾在这里任教。我在大学期间,徐明华先生教素描色彩,尉天池先生教书法,杨建侯先生讲国画,秦宣夫先生教西洋美术。这些老师都是一流的,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。秦宣夫先生给我印象最深。他讲课,只讲自己喜欢的艺术家,不喜欢的艺术家他提也不提。讲到他喜欢的艺术家,则是见解到位,声情并茂。比如他喜欢梵高、塞尚,讲到梵高的时候,秦先生声泪俱下,好像他自己穿越了时空,西装革履地回到了那个时代。现在看,秦先生交给我们的是一种学艺的原则:向大师学艺,学的是本质,是精神。
钱晓征:那时候,您的哪方面能力首先引起别人的关注?
范 扬:说起来这段经历很有意思。我一直用木炭画素描,我也用铅笔画,当时所有的教学都是用铅笔画的。铅笔磨的时间长,容易把敏锐感觉磨掉了。重要的是,这里头有学术派别的倾向。法国归来的那批画家都是用木炭画,法国人浪漫啊,木炭更容易表达感情。苏联回来的学生都是用铅笔画的,铅笔画得比较深入。
钱晓征:您认为这种画法存在高下之分么?
范 扬:我的体会,工具本身没有高下之分,素描是最基本的造型训练和审美观察的训练,作为学校,应该让每个学生都学会运用,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做出选择。但是在当时,学校主要推广苏联的教学体系,所以大家都用铅笔画。我记得那时我们的系主任是秦宣夫先生,小老头,法国留学回来的。开始,我在班上并不是特别拔尖的学生。有一次秦宣夫先生来,在画室看到我的素描,就说这个素描画的好。他是权威啊,他说好,其他老师就赶紧把我的画挂到中间,从此,我的素描就是全班最好的。究其原因:我是用木炭画的。
钱晓征:秦老是以对您的认可,来表达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态度。
范 扬:是这样的。不是我范扬画得特别好,而是老先生一看到我用木炭画画,就高兴,就说这个好这个好。就像李可染认同黄秋园一样,并不完全是因为黄秋园画的有多么好,而是因为李可染坚持传统,反对瞎搞,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,就借了称赞黄秋园来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。徐悲鸿、秦宣夫都是从法国回来的,骨子里排斥俄罗斯的那一套,在他们的感觉里,俄罗斯的那一套和法国的不能比,因为大艺术家都在法国,但是,那时候老先生们敢怒不敢言。
钱晓征:秦老的肯定,对您却是十分关键和重要。
范 扬:非常重要。从此,我就是素描最好的,这要感谢秦宣夫先生。后来秦宣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,我的学生吉春阳写了博士论文《秦宣夫研究》,我写了序言,还鼎力相助,帮助吉春阳把这本书出版了。我的学生写我的老师,我由衷的高兴。
融汇东西 贯通南北
我走过的路:50岁前,东西融汇,从根本上领略绘画艺术的精华。
50岁到北京,贯通南北。
融汇东西、贯通南北的艺术家,才能呈现大气象。
钱晓征:您认为您在艺术创作上,有什么特点?
范 扬:流动但不轻佻,浑厚、纠缠,沉郁雄浑,有一种滞重得拖不动的感觉,这就是我的艺术特点。
何家英对我有一句评价,他说:范扬的山水皴法叫“墩布条皴”,北方说“墩布”就是拖把,他是半开玩笑说的,我却觉得很精彩,何家英的直觉好啊,你看,这个墩布条又宽又湿重又纠缠,却又是浑然的,真是准确。
钱晓征:您的这个艺术追求,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范 扬:最早还是追溯到大学。在大学里,我什么都画,那时候还是在探索,蛮郁闷的,画了两年素描,半年油画,半年国画,毕业后留校,我选择去国画教研组。有些老师很奇怪,一般都是基础不好的人才去学国画,当时徐明华老师对我选择学国画就觉得不解。当时班上油画课程上同学中只有5个得优秀的,我是其中一个。
钱晓征:您比较关注西方哪些艺术家?
范 扬: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,我最喜欢米开朗基罗,拉斐尔要弱一些。之前我不喜欢丢勒,因为他画得一点都不美,现在越来越喜欢丢勒,最近在看他的东西,看他的成长过程,他的学习历程,觉得很有意思。丢勒没有接受过希腊罗马式的艺术体系训练,他画的女人都不漂亮,所以一般人开始会觉得丢勒的东西不是太讨喜,但是,慢慢看就发现他的魅力,要看懂一个艺术家的作品,需要研究他的经历和思想。我甚至觉得丢勒不比达芬奇差,他有极其可贵的思想,是个伟大的艺术家。但是,达芬奇太伟大了,几乎无懈可击了,有点像个神一样,别人没法和他比较。
印象派艺术中,我最喜欢梵高、塞尚,马蒂斯也很好,再往后呢,喜欢达利,甚至超过毕加索,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天才,天才是值得人崇拜的。天才的艺术家都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,但是这些艺术家有激情,是天才。比如:达利很会做秀,徐渭也是;梵高活着的时候生活上乱七八糟的,人人讨厌,但是,现在人人喜欢,小学美术课本封面就是梵高的向日葵。
钱晓征:西方绘画对你的绘画有直接的影响吗?
范 扬:有。我觉得我的线条与梵高的某些地方是相通的,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米开朗基罗、梵高和塞尚。我和塞尚有一种天然的相通,梵高的线条有一种律动感,在我的画里有反映,我的线条是一种短线的纠缠,这是我的符号,我的画里,都是循环连绵的短线组成画面,有一种循环往复的纠缠。
钱晓征:当年,您放弃油画,选择国画,现在看,您认为这个选择合适么?
范 扬:现在看,这个选择是正确的,有西画的底子,再画国画,就能中西贯通,仅仅在中国画的传统里亦步亦趋,很局限,就像我们的身体吃食物一样,老是吃素食,打打兵乓球还可以,踢足球就踢不动了。我呢,吃了牛排、捆蹄,蘑菇、猴头菇也吃了,劲大呀,所以我画的山水就是有体块感。没有西画的底子,拒绝了西画这么重要的精神食粮,当然不行了,就偏食啊,就没力量啊,所以我们看到,有些人画山水,是平的,没有体块感。
钱晓征:当年,为什么您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呢?
范 扬:可能还是跟我整个家族的理想有关,没有很明确的理性选择,而是跟着直觉走,觉得就应该这样选择,我血液中有使命感。就像中学毕业后,在工厂和工艺美术研究所之间,我选择后者,这种选择很自然,我就要学画的。现在,我选择去北京,就是要到国家画院,想想,去北京多麻烦啊,还要买房子什么的,很多事情要从头开始,我又不为做官,为什么要去北京呢,其实我没有多想,我的本能选择,就是要把自己推到这个时代的文化的高地,在这个前提下,我没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。
钱晓征:在中国国家画院这个时代的文化高地,您要实现什么理想?
范 扬:现在的中国画院,原来叫中国画研究院,目前是60多名画家,目标不仅是打造成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一流的画院,而且是中国唯一的最高创作机构。
钱晓征:您从南京到北京,画风上有改变么?
范 扬:到了北京我的东西更浑厚了。
现在看,还是到北京好啊。我在大学,从学习素描、油画,到选择画国画,解决了东西画风的融汇;现在从南京去北京,要完成南北画派的贯通。
中国画有南北宗,这是董其昌讲的。南宗画确实艺术性强,比较优雅温润,比较贴近艺术的本质,我也喜欢。但是北方画气象大,北方的画家,山都是竖着画的高山,高山流水,与北方的地域有关系。而南方的画家呢,很有意思,董源也好,董其昌也好,都擅长画手卷,江南山水就适合画成手卷,南方的山不高,多是丘陵,而且,画的气息温润,这也跟南方的空气有关系。北方是大山大水,干燥,有气势。南北画风差别古已有之,难有人真正做到南北贯通。北方画家看不上南方画风,觉得小气;南方画家觉得北派绘画不够灵动,南宗北宗,能把它协调起来就是高手。
钱晓征:这个问题,您解决了么?
范 扬:我在努力,现在我的作品,既有南画的灵动,更有北画的厚实。
到了北京这几年,我用了一枚闲章,叫做:“南北相通,两京行走”,跑来跑去,既是实事又是虚指----既有南北通州,又有南北两京,这个闲章只能用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原来的画风,体现的是南方画派对笔墨精巧的认识,那个时期,我是任气使才,不那么厚实,到了北京这几年,我的画风增加了厚重度。
钱晓征:除了地域的因素,是否跟年龄阅历有关?
范 扬:当然,跟年龄有关系。年轻的时候画画,是靠才情。到了老年才情上肯定不如年轻画家,但是,可以更有智慧,可以做到厚重、浑厚、有历史感,笔法上更加精粹,炉火纯青。
看我自己走过的道路,50岁前应该说是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,东西融汇,从根本上领会到了绘画艺术的精华。50岁到了北京,贯通南北。只有中西、南北贯通的绘画,才能呈现大气象。
好画家不能只靠才情
绘画有三个阶段,也是三种境界:师古人、师造化、师我心。
我现在走到了师造化的阶段。
钱晓征:您的成名作,是工笔画《支前》,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?
范 扬: 1984年,刚留校不久,为了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,工笔,用了半年时间,拼命画,下了好大的功夫,累得牙疼,真的是累坏了一颗牙齿,画了两稿,一稿是黑白的,留在省美术馆,给了我150块钱稿费,参加全国美展的那一幅我放大重画,127*174cm,后来被中国美术馆留下,给了我800块钱,我用这个钱买了一台18寸的东芝彩电,成为南师大老师中最早有彩电的,一到晚上,年轻老师和学生都来我家看《上海滩》、《霍元甲》。
钱晓征:您在创作这幅画时有什么想法?
范 扬:我的想法是:要如同毛笔饱蘸墨汁顺势一甩,墨点放射由密到疏、从小到大,有点波洛克滴溅艺术的效果。在具体描绘上,用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方法,一个一个小人小马地画,担夫争道,人海战术。当时是下了不少工夫,画得朴素,画儿是有元气的,有动感又有时代感。
钱晓征:这样的工笔还有继续画吗?
范 扬:后来应湖北出版社一位岳编辑的组稿,我又画过10张工笔画,用了100天,没日没夜地画。那是冬天,我儿子一睁眼就看到我在画画,他就说:爸爸就像个大皮袄挂在椅子上。10张工笔画得非常好,颜色漂亮,画面非常清新,纤尘不染,是我那个时期工笔画的代表作。
钱晓征:你的工笔画来自于宋画,但又不像宋画那么逶迤,没有那种压抑感。
范 扬:对啊。我有明清版画的那种格局和形式,有宋画的韵致。后来我画山水是,就是慢慢地转,想画出我自己的感觉。
钱晓征:很多人认为你的山水画是传承了黄宾虹,你自己觉得呢。
范 扬:有不少人说我学黄宾虹,我看过黄宾虹课徒稿上用毛笔画了一个太极图,以示线条往来、阴阳互生,循环往复,生生不息。初时看了,也不甚解。画得多了,感到此中有真意,可以悟对,难以言传,欲辩已忘言焉。我的画面,画得比较满、比较重。黄宾虹说自己学北宋,有天头地脚,少作一角半边。我也是。我与黄宾虹又不完全一样,黄宾虹用的是点,我用的是短线,学的是董其昌。画了出来,有人说情绪上有点像凡高,“郢书燕说”,举烛光明,也蛮有意思。
钱晓征:您怎样看待继承传统和创新的关系?
范 扬:没有继承,东西不好看,也没有中国气派。没有创新,古已有之,又要你何用。简单说,就这么个关系。
我是从传统走出来的画家。我最开始是喜欢汉画,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谈南阳画像石的。汉代,那是一个中国画奠基的时候,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框架。北魏的雕刻,宋元明清的绘画、唐代的敦煌壁画,一直到民间版画,我都有学习。我的学习是有机的,看得到线路和痕迹。
我好古,看到古人的画,总是感到亲近。我喜欢范宽、吴镇、倪云林、徐渭、陈淳、董其昌。我一开始入手学中国画,就取法上乘。许多人还在画连环画、宣传画的时候,我就已经临了整卷的《朝元仙仗图》,图卷稿子上天衣飞动,线条颇有难度。同时,我的理解,传统并不只是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。彩陶、玉器、青铜器,汉代、唐代的绘画都有着其不可抗拒的魅力,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中国美术系统。
钱晓征:您现在的绘画处于什么阶段?
范 扬:绘画有三个阶段:师古人,师造化,师我心。我现在走到了师造化的阶段。
我的山水画作品《皖南写生》是我从师古人走向师造化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换。我觉得从此我可以更多地关注自然。当懂得了传统的基本原理以后,就可以师法造化、师法自然了。做自然之子,不做自然的孙子。最近五年,我画了大约200张写生画,在当代写生画家里,我算得上是画得最多也是最好的。我马上要出一本画册,叫《写生范扬》,收录写生的场景照片、写生过程、写生作品、写生时说的话,系统地体现我师造化的过程。
钱晓征:写生对您创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?
范 扬:古人的笔墨是有限的,而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尽的。我要表现它,拿不出现成的办法,你只能凭着直觉画,画着画着,你就画出了你的本性。大自然多丰富啊,你用传统笔墨去画的时候肯定不够用的,我画的时候不考虑技巧,完全是尽力表现,在你想办法要尽力表现的时候,实际上就是在创作。这种原创性的创作更有生命力,因为复杂啊,从一种东西转变到另一种东西确实好看,蕴含着生机,蕴含着创作时的探索,蕴含着激情、冲动、思考和努力。所以这个阶段的东西最好,最新鲜,最生动,最活泼。
这些写生都是现场画的,是我风里雨里创作的,记录了我生命里的一段精彩时光。这些写生在中国山水画中我不敢说是里程碑,但将会留下深刻的印记,而且会影响和启示一些人思考中国画如何往前走。
钱晓征:您每年都坚持写生?
范 扬:每年两次,上半年15天,下半年15天,已经坚持了5年。我现在尽力做,就是奋力前行,我走多远中国画就走多远,我是身体力行去实践古人的一些说法。我认为,好画家不能仅靠才情,否则,最终会江郎才尽。好画家需要用功,需要积累,才会做到越来越精,炉火纯青。
我想,以后再往前走,是师我心了。我心如镜,映显出大千世界;我心如井,仰观俯察皆见天日;我心无碍,本无一物可容万象;我心依然,平常如是,如是平常。届时,我亦不知激越的表现之后是汹涌澎湃,抑或是海不扬波、复归婴儿。我想正因其未知,才有未来。未来是一片光明,我有很多事要做。
我不是实验派,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创造,我就是时代的优秀画家。
画什么已经不重要了
笔墨功夫到了,就是画个杯子也是好画。
钱晓征:你画过很多佛教类题材的作品,红衣罗汉,观音宝像等,你对佛教怎么看?
范 扬:我认为佛教很了不起,不仅是宗教还是哲学。佛学深似海,它就像是一个黑洞,什么都被它吸进去了。许多了不起的文人一旦接触就会陷进去。经藏非常宽广,如恒河沙数,道理太宽泛太深入,放之四海而皆真。所以我有时候也学习和体验一下。特别是禅宗,它更多的是觉是悟,能够直指人心。这些正好跟中国绘画的理论、跟老庄的思想契合。
我小时候是吃素的。既不吃鱼也不吃肉,外婆说我是个斋公,可能有慧根。
钱晓征:您怎么会想到画红衣罗汉和观音的?
范 扬:历代的人物画家都画过罗汉、观音,我画红衣罗汉学的是赵孟頫。我画罗汉观音是一个偶然的契机,一个朋友让我给他画一张红衣罗汉,这是我画的第一张红衣罗汉,后来就有人要请,从此我就开始画红衣罗汉,我画罗汉、观音时很虔诚。画家都要找题材,有人找的是竹林七贤,范曾找的是高士类的,徐乐乐找的也是高士,后来又加点婴戏图、仕女图,也是从传统中出来的。我画的红衣罗汉系列,又辟邪,又有传统。我的观音都画得也非常好,必须是在精气神极其好的状态下才能画观音。
从市场看,我的红衣罗汉卖得最好,实际上,我最好的作品还是黑山水。
钱晓征:您为什么会选择画这样的黑山水?
范 扬:选择画黑山水是自然而然的。我用笔比较重,我画画多用中锋,传统画法,很多画家很容易陷到里面画不出来,但是我画出来了,因为我比较强悍。我是一个非常自信强悍的画家,我的这个心性,跟时代很吻合,目前的中国正是由弱走强的时代,这样的时代,人们需要自立自强的精神,我的风格正好吻合我们这个民族走向自信自强自立的时代精神,这就是我的价值。汉唐的绘画都很强悍。你看,唐代的仕女肥硕健康,清末的仕女就是柔弱、病态的。这和时代是一致的。
钱晓征:您坚信自己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画家?
范 扬:如果这个时代有10个优秀的画家,我是其中之一。再往后,就剩5个了,依然有我。我的自信来自我对自己功力的认可,我现在的功力,不在乎画什么,笔墨功夫到了,就是画个杯子也是好画。我现在用笔用墨愈加自由荒率,我看了日本富冈铁斋的山水人物,觉得要以真性情示人,不必多加笔墨掩饰。
有一次电视台参访我,我就说:学习就如长身体,我年轻的时候就吃得好,身体强壮,后来选择的道路很正,加上我又用功,又有才气,所以,我就是最好的画家。我练过颜真卿,后来喜欢钟繇,作画时线条上就显得圆润厚实。我的性格又是比较爽的。我母亲一系是蒙古血统,我的血统里有野性,所以,我打破了江南文人的儒雅文弱,注入了强悍的新鲜的精神力量,在我的画里有一种铁骑旋风,纵横驰骋,快马长枪,横扫千军,大开大阖的气象,不作小巧腾挪。这些因素加起来,我能不优秀吗,我就应该是最好的画家。
钱晓征:您有很多学生,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?
范 扬:我的学生超过百人,每一阶段都有好学生,好在我比较宽博,有很多种武艺,我的学生只学我一两种就可以了,我希望自己最好能风气引领一代,倘不行就独善其身吧。我对学生用的是启发式的教育,我启发他们的潜力,我要他们做到:画出个性、品格还不行,还要画出自己的心性。
钱晓征:您对市场持什么态度?
范 扬:我之为我,自有我在。任何时候都取一个主人的姿态。我就是主人,你要跟着我走。假如仅仅是为了挣钱,何必非得靠画画呢?我所以要从事艺术,是因为我自信在艺术上可以有所建树。在绘画史上有所建树是我的理想,因为我们这个家族出身的人,没有什么比在文化上的建树更重要的事情了。
钱晓征:您的作品量大,您觉得这会影响您的市场么?
范 扬:齐白石的画够多吧,你看看我们周围有几个人有齐白石的画?
钱晓征:你觉得市场理性吗?
范 扬:将来会越来越理性。
钱晓征:现在的收藏家似乎更喜欢工笔画。
范 扬:何家英就喜欢画工笔,他天性如此,那就好。要是为了迎合市场,肯定不行。我画红衣罗汉时是在学习古人,同时又赢得了市场。面对市场,最要紧的是,画家不能失去自我。
钱晓征:目前绘画有很强的地域性么?
范 扬:有。最明显的是浙江,还有岭南、陕西。最能够成为学派的就是浙江,地域性强,画风相近。江苏不太明显,自新金陵画派之后,需要重新崛起,再现辉煌。
钱晓征:以傅抱石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,创作了很多时代特点鲜明的作品。
范 扬:对,这个现象很有意思。解放以后有一大批画家,画大跃进啊,画劳动场面,画煤矿工人、轮船等等,但是,傅抱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这些人就没怎么画,他们太强悍了,根本不为时代所左右,强悍的画家一定是自信的,他们有力量打破秩序,建立新的系统,最终却是他们的笔墨反映了时代的精神,而不是时代的一些表象。
钱晓征:您怎么评价江苏画坛的现状?
范 扬:江苏画坛高手如云,但是目前团队声势不够大,可能需要领军人物的登高一呼。
钱晓征:这取决于什么?
范 扬:这属于艺术生态学,不取决于局部环境,更是需要有一个推动艺术发展的整体环境和氛围,其中民间的力量不可忽视。比如,十年前,你的可一画廊并不大,却搞了那么多有价值的展览,一个民间画廊无形中推动了那个时期的江苏画坛。无疑,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和值得深思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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